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激发要素活力，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一重要论断是认识论，更是方法论，为进一步深化规律性认识、将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从何而来？改革开放是必选项、必答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向发展质量要效率、要潜力的关键阶段。克服发展遇到的困难，破解前进中面临的难题，必须依靠改革开放。
提高要素效率的必然要求。从本质上看，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就是要素效率，要素效率直接决定内生动力的强弱。没有要素效率的稳步提升，质量变革就缺乏动力源。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现更为顺畅的良性互动，直接受益的就是要素效率。各类要素在统一大市场中充分流动、合理配置、优化组合，就催生了推动增长的内生动力。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聚合在一起更好发挥作用，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发挥牵引、保障、协调的作用，理顺关系、破除障碍，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有力的要素支持。从这个机理看，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促进要素效率可持续提升的关键所在。
畅通经济循环的必要举措。供需循环的通畅程度直接决定了经济运行的效率高低。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供给和需求运转得顺畅，经济的波动性就大大降低。从短期看，疫情冲击后的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回升向好，关键是促进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实现二者的同步恢复。从中长期看，实现经济循环畅通，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有助于疏通堵点、破解卡点的长效机制，用这个稳定的机制引导预期、激活发展动力。从畅通循环的主要任务看，实现这些目标，改革开放是必需的举措。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改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的微循环。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内外循环的紧密连接程度。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题中之义。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以及推动力量的博弈，“逆全球化”已经成为影响发展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必须把发展和安全有效统筹起来，在安全中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维护自身安全。为发展和安全提供制度保障，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就需要通过改革开放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适应，朝着共同的目标稳健调整。优化各类政策举措，并根据实际的政策效果持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就能被加速破除。加快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强化内外市场的连通性，才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增强安全保障。中国经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稳健前行，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发展的安全保障不断夯实，靠的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推动政策优化，形成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有效机制。
二、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要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
坚持系统观念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经验和法宝，改革开放是系统工程，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就必须用系统观念指导具体行动，用辩证思维谋划具体政策，实现改革开放举措和效果的相得益彰。
改革和开放的关系。这是需要统筹处理的首要关系。改革和开放是辩证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割裂的，两者相互促进，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向纵深推进，对外开放就有了更足的底气和更广阔的空间。比如，通过各类改革举措综合推进形成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本身也是全球各类优质要素争相涌入的“宝地”，是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开放的水平高，整个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具备了很好的兼容性、联动性、稳健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稳步推进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与国内市场形成精准对接，由此形成的带动效应、示范效应以及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党中央引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把改革和开放统筹好，推动形成二者相互协调、相互匹配的良性局面。同时，改革和开放形成的合力也是我们破解发展难题的重要推动力和依靠。统筹处理好改革和开放的关系是一个涉及认识论、发展论的重大命题。当前，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把关键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有机结合起来，让制度的优势和活力充分彰显，经济体系的全球竞争力持续提高，把改革开放对生产力的牵引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还要把握好时序关系，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要避免短期任务长期化，也要防止长期任务被简单分解为短期任务。处理好二者关系要充分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和导向作用，把顶层设计、方案预案研究好，厘清各类改革任务的时序性，做好政策分类和模拟。在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强化政策的协调、协同，统筹考虑经营主体的微观感受和不同经营主体的利益诉求，推动形成“完成一项短期任务，就有利于实现长期目标”的政策效果，积跬步至千里，积小胜为大胜。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要做好统分结合，避免简单层层分解。具有中长期性质的任务往往改革难度较大，要充分考虑地域的具体特点和发展的阶段性及背后的差异性，充分发挥试点作用，实现短期、中长期任务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同步推进、有效衔接，承接任务的各区域按照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完成任务。从政策反馈看，要形成针对短期、长期两类不同性质任务的评估和反馈机制，“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强化政策评估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增量政策储备或优化调整提供充分依据。同时，注重对重大中长期改革任务的前瞻性研究，为谋定而后动提供坚实的研究支持。
“立”和“破”的关系。把“先立后破”的理念和方法贯穿整个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是进一步提升政策效果的必然要求。经济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多重目标平衡下的政策设计就要求一定要处理好“立”和“破”的关系，这也是在新发展阶段实现稳中有进的重要方法。例如，在经济增长速度和转型升级方面，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同时还要为结构优化、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留出足够的空间，就一定要把握好节奏，把传统动能维护好，理顺运转机制，确保其稳定发挥作用。在稳健发展的过程中，探究新增长点的培育，需要改什么，需要动哪些，在加强统筹谋划的同时逐一去推动。可以说，处理好“立”和“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发挥新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作用。比如，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结合疫情冲击后供需恢复不同步的实际情况，要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培育未来产业、构建产业发展新赛道的过程中，也一定要把传统产业提升改造工作做实做优做细，实现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好“立”和“破”的关系，就是要把影响改革开放效果的各类因素都汇总在一起考虑，把改革目标、效果放在大的经济周期背景下去规划、审视。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抽象的。具体而言，首先是要结合改革开放的目标持续优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在超大规模市场范围内实现各类要素优化配置，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协调作用。提升产业政策的精准性，以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实施产业政策，是新发展阶段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应有之义。要更好发挥规则、标准的引领作用，顺应产业发展规律，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其次是攻克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类难题，达到破解一个难题、解决一类问题的效果，让各类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按照市场规律实现优化配置。其中也涉及如何平衡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再次是构建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机制。这种机制的目的在于及时了解经营主体发展诉求，摸清制约效率提升的堵点难点，及时回应经营主体关切，有效引导社会预期。有了这种机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界定就更加明确、更加清楚。当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求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应有作用，政府在规则制定、营商环境维护、规则监管等方面要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优势，有力弥补“市场失灵”，为市场配置资源保驾护航。
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外部环境越是风高浪急，前行的步伐就越要稳健。只有在发展中时刻保障安全，改革开放的成果才能更好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实践。要在发展中强化安全意识。安全涉及发展的各个领域、不同维度，构筑安全屏障、制度底线，是把底线思维贯穿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强化不同领域的安全预警机制建设，做到早预警、早识别、早发现，及时处置各类风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才能保持稳健前行。同时，在筑牢安全体系的同时，也要为进一步发展预留出足够空间，这也对政策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防范和化解经济领域中的不同风险、推动要素效率持续提升，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不是先和后、主和次的关系，而是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也是一个消除风险的过程，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助于动态破解经济体系运行中积累的矛盾，解决一类难题、化解一类矛盾，就消除了一类风险隐患。当然，在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的同时，要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推动难点解决、风险防范、促进发展三者有机统一、有效结合，并能够长期、可持续，形成长效机制。
三、细化落实各项政策举措，发挥改革开放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
发挥改革开放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关键是细化落实各项政策举措，形成系统合力。要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在培育内生动力的过程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无论对内对外，经济治理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通过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做好关键的顶层设计，这些都离不开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通过完善治理体系，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区域、产业、环保等政策统筹起来，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着力点，实现发展目标、任务、举措的有机统一、有效衔接、有力配合。注重发挥好国家发展规划的导向作用，拓宽和丰富宏观经济治理的内涵，为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根据形势变化，合理确定应用场景，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对辅助宏观决策的作用，持续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做好政策预研储备，聚焦平抑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精准实施宏观调控。强化国内宏观政策与国际宏观政策相协调，更好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在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方面构建具体机制，持续提高宏观经济政策透明度。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好，也有助于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这些都离不开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一是纵深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公平竞争方面强化刚性约束，督促管理主体和经营主体共同维护市场秩序。二是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发挥好国有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提升应急能力建设、保障经济安全中的关键作用；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搭建长效、良性的政企互动机制，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潜力。三是积极推动事关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领域、重要环节的改革。特别是在税收、统计制度等方面，要加快建立与统一大市场运行规律相匹配的收益分享机制，持续规范各地招商引资行为。消除歧视、破除壁垒，做好促进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的配套保障制度。四是推动实现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挖掘投资潜力，补齐相关基础设施短板，激活消费，提升带动区域消费能力，探索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的各类案例场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扩大内需。五是探索健全区域利益补偿协调机制，以机制创新助力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激发各地区推动协调发展的积极性。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从传统和新兴两个维度分类施策，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内生动力发挥作用提供更好的产业载体。一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聚焦关系国计民生、量大面广的传统产业，推动实现技术改造、工艺流程优化，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按照标准、技术、能耗等综合要求，倒逼落后产能依照市场规律有序退出市场，为先进产能腾出发展空间。二是巩固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优势。立足前期积累的市场优势，加快构建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扩容。持续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通过典型案例示范引导释放积极信号，引导经营主体主动推动融合过程。三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前沿技术突破、转化、产业化的科学遴选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力量把具有技术突破潜力的方向找准。在支持方式上，政策侧重普惠支持，淡化选择性支持色彩，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四是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优化支持方式，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技术焦点，加快推动核心技术攻关，夯实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基础。五是发挥好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强化对传统产业、先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的要素保障。
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发展阶段的对外开放，关键词是“高水平”。从制度规则方面看，要对接好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把我国对外开放载体打造成国际通行、国际一流的经贸规则应用示范地。对于研判对接过程中需要加快构建的机制和需要加快衔接的环节，根据实际情况逐个研究。从开放的范围看，要持续拓宽“朋友圈”，推动经贸关系网扩围，经贸交往主体多元化。一是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在陆路开放交往过程中探索构建符合沿线各国共同利益的标准、规则、规范。二是加强与东盟产业链供应链的双边、多边合作，在发挥好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深化产业大门类下二级细目领域的合作，稳步扩大中间品贸易规模，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有机融合。三是通过进一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通过改革强化服务，吸引国际资金来华投资兴业。四是在国内加快建立向北、向西、向南开放的试验田或增长极，把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西南腹地、东北地区打造成对外开放的动力引擎。五是积极参加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新规则的构建，在当前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大背景下提出维护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六是持续深入推进自贸港（区）建设，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聚焦贸易、投资便利化，做好规则、制度创新，激发要素效率提升。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4年第1期；作者：魏琪嘉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室主任、研究员）
（出处：国家信息中心，作者：魏琪嘉）
